“陛下！臣以为韩相、曾相所言稳健，然时不我待！朝廷需才孔亟，岂容徐徐图之？诗赋之弊，已然显着，当果断削减其分值比重，大幅提升策论地位！至于范围，曾相所言极是，必须明确。
臣以为，策论当直指时弊，考题可源于《春秋》决狱之智、《通鉴》治乱之鉴、‘三礼’制度之详、《唐书》兴衰之由！如此，方能考出真才实学！”
韩绛的言论明显偏向王安石，主张更激进的改革，但也接受了“划定范围”这个前提。
随后，赵顼又点了翰林学士承旨王珪、御史中丞吕诲等人的名。王珪文辞斐然，但善于逢迎，所言多是“陛下圣明，臣等愚钝，当谨慎商议”之类的圆滑之语。
而吕诲作为言官领袖，则再次强调了司马光担忧的吏治风险，主张必须以最严格的标准防范新法可能产生的弊端。
听罢众臣议论，赵顼心中已然有数。他见火候已到，便从御座上缓缓起身。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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