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光绪二十六年的夏天，上海英租界的“宝昌洋行”像只密不透风的铁皮盒子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正午的日头把玻璃窗晒得发烫，折射进来的光斑落在地板上，像一块块融化的金子，却暖不透空气里的滞涩。
掌柜托马斯正站在柜台后，戴着雪白的真丝手套，指尖捏着一柄放大镜，一寸寸扫过那只青绿*的瓷盘。盘沿有处极细微的凸起，像是被什么硬物轻轻磕过，又被人用青灰*的膏体细细补过——补痕与原釉衔接得那般自然，若不借着强光细看，几乎会以为是釉*本身的流转。
“啧啧。”他喉间溢出一声低叹，镜片后的蓝眼睛里映着瓷盘的影子，“这釉*……简直是把整条钱塘江的春水都锁进去了。”
伙计阿强端着两杯冰镇苏打水从后堂出来，木托盘撞在门框上，发出“哐当”一声轻响。他慌忙稳住托盘，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进衣领，把粗布短褂洇出一片深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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