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山舰事件的尘埃缓缓落定,广州的政治格局完成了一次残酷的洗牌。蒋介石凭借铁腕稳固了权力,开始着手“整理党务”,积极筹备北伐,意图将内部的紧张转向对外军事扩张。表面上看,一切重回“正轨”,甚至显得更有“效率”。楚云飞在事件中的表现——冷静、沉稳、顾全大局——也赢得了公开的肯定,其黄埔战术主任教官的职位稳固,甚至因其军事才华,被纳入北伐筹备的参谋团队,参与初期方案研讨。
然而,楚云飞敏锐地察觉到,一种无形的、冰冷的东西,如同南国春季的潮气,悄然浸润了他与最高权力核心之间的关系。那就是“信任的代价”。蒋介石对他的“信任”,不再是基于战功和才华的单纯赏识,而是变成了一种经过精密计算的、充满审视和保留的“使用”。
这种变化,通过几次细微的接触,清晰地传递过来。
在一次小范围的高级军事会议上,讨论北伐先遣部队的指挥官人选。有人提议由战功卓着的楚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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