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十六年(1927年)三月,初春的南昌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息。城虽已克,但胜利的喜悦早已被一种无形的、日益紧绷的张力所取代。北伐军内部,左右两派的矛盾已近乎公开化,街头巷尾的冲突、报纸上的攻讦、军中不同派系军官间的冷眼相对,都预示着风暴将至。楚云飞对“四一二”的预见,已从模糊的担忧变为铁一般的确定。他知道,最后摊牌的时刻,正在以小时为单位迫近。
唐纳德后续传来的零星密电,以及他自己通过军中渠道捕捉到的种种迹象——异常的人员调动、秘密会议的频繁召开、对左翼人员监视的加强——都像不断收紧的绞索,勒得他几乎窒息。那个“不进行大规模直接预警”的冷酷决定,在每一个目睹进步青年慷慨激昂、却对即将到来的屠杀一无所知的夜晚,都如同毒蛇般啃噬着他的良心。他可以为了长远大局选择沉默,但无法坐视某些特定的人——那些他曾并肩作战、心怀理想、对革命有不可或缺价值的人——毫无价值地牺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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