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昌四年的深秋，寒意已悄然浸透京师的每一个角落。文华殿后的暖阁内，炭盆烧得正旺，却驱不散朱常洛眉宇间凝结的沉重。他面前御案上摊开的，并非寻常的奏章，而是几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件：一份是孙传庭呈报的“昭信股票”首期兑付情况及后续发行计划的密折；一份是秦良玉自四川发来的、详细罗列清丈后新增田亩赋税数据的捷报，以及一份请求增筑边堡、推广新式农具的规划图说；另一份，则是骆养*通过特殊渠道递送的、关于朝野上下对《天工开物》及“格物”之风议论的舆情汇总。
这些文书，如同散落的拼图，拼凑出帝国当下革新与守旧激烈碰撞的全局。朱常洛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目光最终落在了一份刚由通政司送来的、几位致仕元老联名上奏的折子上。折子文辞华丽，引经据典，核心却只有一个：恳请陛下“崇正道、黜邪术”，暂缓新政，收回《天工开物》，以正人心、息物议。
“邪术……”朱常洛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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