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看似是一次普通的吏治整顿，但明眼人都看出，这是孙传庭新政派系对东南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的一次精准打击，也是对“考成法”权威的一次立威之举。
反击很快到来。并非直接的对抗，而是迂回的“舆论”攻势。几位致仕的江南籍老臣，以及一些在朝的清流言官，开始上疏或是在士林聚会中，“忧心忡忡”地讨论“监察之权过重，恐成酷吏政治”，“巡阅御史手握重权，缺乏制衡，若被小人利用，则士林倾轧，人人自危”，甚至翻出汉唐时酷吏的例子，含沙射影。
更有甚者，将此事与之前的秦良玉事件隐隐联系起来，暗示朝廷近来举措“重功利而轻道统，喜骤进而厌常规”，长此以往，恐失“天下士人之心”。
这些议论，通过各种渠道汇聚到朱常洛的案头。他深知，这是利益受损者的反扑，也是新旧观念碰撞的必然。他并未立刻发作，而是将几份言辞最为“恳切”也最具代表*的奏疏，转给了孙传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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