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昌九年的初春，并未如人们期盼的那样带来暖意，反而在残冬的负隅顽抗下，显得格外料峭。冰雪虽开始消融，但融雪时节的寒意更胜严冬，泥泞的道路和依旧刺骨的北风，仿佛预示着这一年伊始便不会平静。帝国这台精密的机*，在皇帝的掌控下，于这春寒之中，加速了运转，各个齿*咬合，发出沉闷而有力的轰鸣。
朝鲜使者金尚容再次被召至皇极殿。与上一次的悲怆惶恐不同，这一次，他脸上更多了几分复杂的情绪——既有对天朝终于做出“决断”的期盼，又夹杂着对那即将落到纸面上的、具体条款的深深忧虑。
鸿胪寺官员朗声宣读由内阁拟定、皇帝朱笔钦准的《抚慰朝鲜并共御外侮事宜条款》。殿内百官肃立，静听这即将决定藩国命运的文字。
条款开头，自然是冠冕堂皇的“抚慰”之词，重申大明作为宗主国的责任与对朝鲜的体恤。紧接着，便是实质内容：
“……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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