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统元年的初夏，都察院浙江道御史李时勉的书房内，烛火却已燃了大半夜。案上摊着一张宣纸，墨汁未干，“宦官干政，祸国殃民”八个大字力透纸背，像一把锋利的刀，映着李时勉紧绷的脸。
他今年四十二岁，为官十五年，以刚直敢言闻名，连宣德皇帝在世时，都曾赞他“有古直臣风”。这几日，他听闻司礼监新升任的秉笔太监王振权势日盛，不仅*手东宫事务，还暗中拉拢锦衣卫、掌控内府库，心中的忧虑像野草般疯长。昨夜，他更是听说王振借采买之名，让内府库给其私宅添置紫檀家具——这已经不是“辅政”，而是“擅权”了。
“大人，真要递这份疏吗？”书童捧着砚台，声音带着担忧，“那王振现在是司礼监秉笔，连太皇太后都要给几分面子，万一……”
“万一什么？”李时勉打断他，手指重重敲在纸上，“我身为言官，食君之禄，当为君分忧。宦官专权的祸事，前朝还少吗？今日我若不言，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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