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昌四年的初夏，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闷热之中。紫禁城文华殿内，虽放着冰盆，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。一次关乎新政命运的御前会议，正在这里激烈进行。
户部尚书李汝华面*凝重地呈上一份奏报：“陛下，去岁至今，北疆战事、漠南善后、奴儿干用兵、各地水利工程、以及新政推行所需津贴，耗资甚巨。虽抄没之家产及皇商司岁入颇丰，然国库存银已消耗近半。若再无节制，恐今秋之后，国库将见底。”
兵部尚书接着补充：“各边镇请饷文书雪片般飞来，尤其是宣大、辽东、北疆三处，皆言粮饷短缺，将士困苦。长此以往，恐生变故。”
几位御史趁机发难，将矛头直指新政：“陛下！清丈田亩、摊丁入亩，本为增收良法，然推行过急，官吏借此苛扰，豪强反弹，已生数起民变（夸大其词）。如今国库空虚，边饷堪忧，是否应暂缓新政，与民休息，集中财力以备边患？”
朝堂之上，反对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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